老年人的子女、护理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以及志愿者等，应定期面对面地与老年人互动交流，以消除老年人的孤独感，提升其主观幸福感。

法学研究主要围绕老年人的权益保障、养老问题的治理模式、养老服务行业的法律规制、智慧养老的实现途径等问题展开。例如，针对就业年龄歧视这一生产性老龄化的阻碍因素，由国家政策推动、自上而下地变革观念十分必要。

其次，加强对老年人的科技关怀，通过公共产品、基础设施的适老化设计或改造，提升老年人的技术适应能力。保障老年人发展权的主要目标，是提升老年人在活力、感知、认知方面的内在能力。若将社会资源在包括老年人在内的社会各群体内部平均分配，对于老年人之外的其他成年人来说，恐将构成不合理的差别，对于用人单位来说亦可能形成隐性税收。当然，在现实生活中，老年人是否继续参与劳动以及采取何种参与方式，都取决于他们的个人意愿与身体健康状况，社会各界应当尊重老年人的自我决定权。人口老龄化作为一种社会常态，将对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经济发展产生持续冲击，国家通过制定和实施各类公共政策来应对老龄化问题，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为此，各地、各级立法机关不妨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立法过程，以召开听证会、论证会、座谈会等方式广泛征求老年人的意见和建议，以更好发现和回应老年人的立法需求，同时避免歧视性内容被写入制度文本。健康权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总人口的18.70%，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占总人口的13.50%，我国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55]但是，目前国务院基于授权立法制定的许多税收条例将课税的基本事项立法权转授给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地方政府。

[71]参见卢超：《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的司法困境及其枢纽功能》,《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3期,第129-130页。[45]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规备案审查室：《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理论与实务》,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117页。立法权的转授还会带来不同法律文件之间效力的混乱，引发低位阶立法掏空高位阶立法的风险。譬如，2020年全国人大通过《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而《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第43条又授权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会同香港国安委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第43条实施细则》。

其中，立法权转授是指被授权者将经由授权获得的立法权部分或者全部授予给其他主体的行为。补充型立法权转授，是指最上位的立法机关授权下位立法者对上位法的有关规定进行补充，后者又将该项立法权授予其他机关。

焦洪昌、曹舒：《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暂停法律适用的合宪性分析》,《人大研究》2020年第5期,第9-10页。其中，先行先试型立法权转授是指最上位的立法机关尚未对某事项立法，而授权下位立法者先行先试，下位立法者又将其中某些事项的立法权授予其他机关。对于等字作何理解，学界主流观点认为，税收基本制度中的等还包括纳税主体、课税客体、税基和税收优惠。参见邓世豹著：《授权立法的法理思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3页。

[12]如今，在授权立法的语境中，授权的概念有所窄化。参见[美]罗斯托著：《宪法专政——现代民主国家中的危机政府》,孟涛译,华夏出版社2015年版,第190页。不过，立法权转授不一定要以事先授权的方式实现，上位法将某项立法权授予给下位立法者，其他立法者在行使该项立法权后报请上位立法者批准，也构成立法权转授。为将立法权转授纳入法治轨道，立法者应考虑扩大禁止立法权转授的适用范围，限制立法权转授的层级和方式，同时完善跨层级授权立法的制度通道，并将立法权转授纳入备案审查和法院附带审查的范围。

[11][英]洛克著：《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9页。如果该规范性具有外部效力，则可运用比例原则检视立法权转授的合理性，运用平等原则审查立法权转授是否存在歧视。

三、禁止立法权转授的依据（一）禁止立法权转授的理论依据对于转授权行为，西方法治国家有法谚云：授权的权力不能再转授（Delegatus Non-Potest Delegare）,在实践中奉行禁止权力转授原则。[24]参见冯铁拴：《论税法实施条例的功能定位与立法边界》,《甘肃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第80-82页。

参见刘志鑫：《从法律保留到法律先定》,《中外法学》2022年第6期,第1649页。[6]国内已有部分研究关注到立法权转授现象，[7]并建议对立法权转授进行监督，[8]但还鲜有研究意识到立法权转授的普遍性，更无专门、系统研究立法权转授的著述。[27]据考证，该原则最早存在于私法领域，后来被柯克勋爵（Edward Coke）运用于公法。如果是其他类型的立法权转授，且对公民权利和义务产生直接影响，可以《立法法》第96条规定的超越权限为由改变或撤销。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不得以任何方式将被授予的权力转授它的常务委员会。但这并不是说法院在立法权转授问题上毫无作为。

[57]《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第5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在本条例第四条规定的税额幅度内,根据市政建设状况、经济繁荣程度等条件,确定所辖地区的适用税额幅度。但对何种情形下立法权可以转授，理论上未有确切的标准。

[1]毋庸置疑，授权立法已经成为世界范围的普遍现象，国外有法官直言立法机关离开了授权立法将一事无成。如果被授权人未经授权人同意擅自将授权事项转授他人，会给授权人带来难以预料的风险。

第一，符合法定条件的立法权转授不能超过一次，没有立法权的主体原则上不得作为立法权转授的对象。[33]参见姚魏：《论浦东新区法规的性质、位阶与权限》,《政治与法律》2022年第9期,第39页。

如美国法上的禁止授权判例涉及的授权立法几乎都是法条授权立法。第四，禁止权力转授并不是毫无例外地适用于所有情形，在特定情况中是否适用该原则取决于法规本身授出的权力的性质。但为了避免立法权转授与罪刑法定、税收法定等形式合法性原则的紧张，立法机关应尽可能运用跨层级授权的方式，一次性授权到底，避免出现中间层级的转授权。假如一部法律规定某事项由国务院规定，国务院却将该项授权转授给省级人民政府，那么省级人民政府以规章或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形式作出的具体规定是否构成超越权限呢？从现有立法资料来看，立法者似乎并未考虑这个问题。

英美法学者通过梳理普通法上一系列判例，归纳出适用禁止权力转授原则的几条教义：第一，禁止权力转授原则适用于立法权转授。罗翔：《刑事不法中的行政不法——对刑法中非法一词的追问》,《行政法学研究》2019年第6期,第71-84页。

在禁止立法权转授原则成为所有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的标准之前，法院实际上可以超越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范围为由，对涉嫌立法权转授的规范性文件展开附带审查。第三，运用比例原则和平等原则进行适当性审查。

如果授出的权力具有立法或司法性质，公法上的一般规则是此类权力必须由法律规定的主体行使，国家机关不得将这些权力和职责转授他人，但具有行政特征的权力可以转授出去。因为既然它只是得自人民的一种委托权力，享有这种权力的人就不能把它让给他人。

[43]我国立法工作部门将授权立法严格限定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决定方式作出的授权立法，而不包括法条授权立法。如果我们只看字面意思，而不考虑该条款所在的位置，很容易将该条款理解为我国的禁止权力转授原则。纳税期限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禁止权力转授的理据在于，权力转授辜负了授权者的信任，有违职权法定原则。

[29]在原初的私法语境下，禁止权力转授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转授行为超出了授权人的授权范围，违背了授权人的初衷。 摘要: 作为授权立法的一种特殊形式，立法权转授是指立法者将经由授权获得的立法权部分或者全部授予其他主体的行为。

从我国法治实践来看，这些未被纳入立法权转授禁止范围的转授权立法有时会给罪刑法定、税收法定等法律保留事项带来不小的挑战。进入专题： 立法权 授权立法 立法法 。

地方性法规同样包括三种：就地方性事务进行的地方立法,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进行的地方立法,以及根据法律、行政法规授权进行的地方立法。从立法实践来看，禁止国家立法权转授的红线有时也没有得到坚守，其他层面的立法权转授更是较为常见，已有不少公民遭受因立法权转授带来的权益损害。